——贵阳活石教会苏天富牧师访谈
苏天富牧师简历
苏天富，祖籍四川，一九七五年生于贵州黔西，十岁时全家移居贵阳郊区的清镇。一九九一年，考入安顺师专，在此期间接触基督教信仰，并参加查经班。一九九二年决志信主，一九九三年圣诞节在贵阳受洗。
一九九四年，师范毕业后，到家乡一所乡村小学当老师。一九九六年，受上帝呼召，从学校辞职，次年一月，在贵阳开始全时间的服事。一九九七年六月，到广州，一边参与服事，一边装备自己。此后几年间，在广东各地传福音，但每年都回贵州一段时间，积极参与贵州教会的事工。二零零零年，在广州结婚。二零零二年中秋节前后，在上帝的带领之下，全家回到贵阳。此后几年间，一直从事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福音工作。
二零零八年，有感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教会的兴起将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与几名同工一起创立贵阳活石教会，主要牧养市民阶层的会众。二零零九年三月，教会租用一间写字楼并进行简单装修；四月，从复活节这天开始，活石教会在此公开聚会。活石教会是贵阳一间具有代表性的、主动走向公开化的家庭教会。二零零九年，苏天富被正式按立为牧师。
采访缘起
知道贵阳活石教会，是阿信弟兄的介绍。阿信弟兄在成都时，是秋雨之福教会的会友，后来移居贵阳从事教育和出版工作，遂转会到活石教会。他在博客中有这样一段话：“星期天在教会。天富牧师对第一次来教会的人介绍贵阳活石教会说：活石教会是神的家。活石教会是我的家。活石教会是你的家。活石教会是我们的家。”于是，我通过电邮向阿信询问，不知我在访问贵阳时，能否与苏天富牧师见面。我也事先告知，见面有可能给对方带来麻烦，如果对方有顾虑，我也可以理解。很快，阿信回信说，苏天富牧师很乐意与我见面，他读过此前我和王怡合作的两卷访谈录，非常认同我们的理念和异象。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五日下午，我从成都飞抵贵阳。阿信和活石教会的仰华牧师来机场接我，到市区后与苏天富牧师一起用餐。这时，我们发现有七八名便衣跟踪，甚至就坐在我们吃饭的桌子附近。不过，两位牧师没有丝毫的惊诧，对此处之泰然。那天，苏天富牧师恰好有些受凉，嗓子沙哑，却微笑着对我说：“我们跟国安、国保打交道已经很久了，这样的情形都习惯了。”
次日，两位牧师陪同我去黄果树瀑布游览，一路上，仍然有便衣严密监视。不过，在青山绿水之间，我们得以敞开胸怀，一边感受上帝造物之伟大、风景之优美；一边分享个人见证，以及对中国福音化远景的领受。我们虽然身处不同的城市，但对上帝的爱的感受是一样的。
第三天一大早，我们继续在我居住的宾馆的房间内长谈。主要是天富牧师回答我的问题，间或仰华牧师也有一些补充。于是，便有了这篇访谈。
贫瘠的乡村、绝望的人生与来自上帝的光芒
余杰：苏牧师，很高兴在贵阳与你见面。我们还是从你童年的生活经历谈起吧。记得贵州一位青年作家说过：“贵州，一个让人伤心落泪的省份，一个在外省人眼中贫穷落后的象征。它是中国的‘第三世界’，是中国的‘非洲’，是穷人的‘啸聚之地’。”贵州民谣也说：“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你出生在贵州乡下，想必童年时代吃过不少苦。
苏天富：是的，我是在苦水中泡大的。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每一步都有神的恩典。我在贵州农村长大，家里可谓是赤贫。我们家除了我以外，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还有其他有几个兄弟姊妹先后夭折了，活下来的只有我们三个。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很多年都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平时穿的都是亲戚送的旧衣服。没有衣服穿倒还无所谓，男孩子嘛，不像女孩子那么爱美。最要命的是没有东西吃。上初中了，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却常常吃不饱。到了冬天，家里没有米了，有时候一天只能吃一顿饭。过年前夕，父母到处借柴米油盐，别家过年欢天喜地，我们家过年却愁云密布。长大以后，我常常跟妈妈说，我个子矮小，大概是因为小时候营养不够。
交学费也是一个难题。那时，学费很低，一学期几元、十多元，后来才涨到三十多元。但就这点钱，父母也凑不出来。幸运的是，我念初中时，成绩很好，老师拿班费先帮我垫付一半，我只需要交一半就可以入学。
余杰：其他部分的学费怎么办呢？
苏天富：其他部分大都靠我假期打工挣来。别看我个子小，却能干苦力。我收过破烂，摆过水果摊，在建筑工地上扛过沙子。最苦的是，在修公路的工地上打零工。我是小孩子，技术活干不了，太重的活也干不了，只能拿普通工人一小半的工钱。即便如此，我也心满意足，因为这点钱够我交下学期的学费。
余杰：贫穷有没有让你对生活绝望？
苏天富：小学念了一半，由于在乡下生活不下去，全家搬家到离贵阳不远的清镇，投靠亲戚，寻找活路。爷爷原来在这里生活过。我们家租亲戚的土地来种，住在一间亲戚不住的烂房子里。我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始终觉得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少年时代，我也有很多梦想，希望靠着个人的努力和奋斗，考一所好大学，以后当科学家。但是，现实非常残酷，小学就因为没有钱交学费差点辍学，初中每个假期都要打工挣钱，平常还要帮助家里干农活，不能有充足的时间来学习。再加上农村的学校师资等都受限制，虽然我在学校成绩还算不错，但根据我的情况，根本考不上重点大学，只好上了一所安顺的师专，因为师专是免费的。
中学时候，我跟一位师傅学过武术，还跟身边的一群同学像梁山好汉一样拉帮结派。我们身处社会的最底层，觉得什么保障都没有，希望有一身武艺保护自己，并报复那些欺负自己的人。同时，大家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势力集团”，别人就不敢惹我们了。
贵州农村的民间宗教非常活跃。我们村子里就有一个老师傅，是有名的巫师。他觉得我聪明伶俐，便收我为徒。他会很多法术，比如对着一碗水念咒语，给病人喝，病人喝了以后病就好了，让我觉得十分神秘，这些东西不是科学所能解释的。我便做了他的学生。尽管我在学校里接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和宣传，但自己并不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仍然认为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之外，有一个灵异的世界，甚至有一个绝对的主宰。
对于人生，那个时候，我总体上是悲观、绝望的。活着究竟是为什么呢？像教科书上宣扬的那样为别人而活、为共产主义而活，大家都知道是假话。那么，为自己而活、为名利而活呢？人死后什么都没有了，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充满了绝望和痛苦。十二三岁的时候，就有过自杀的念头，但没有勇气去实现，因为不知道死后是怎么回事，如果是地狱，岂不更加可怕？
余杰：如果不是成为基督徒，中国人对现实苦难通常会采取佛教那种消极和虚无的态度。那么，你是什么时候接触到基督信仰的呢？
苏天富：那是一九九一年，我在家乡接触到一位老人家，他是一个聚会点的负责人，常常唱圣歌，很吸引我。他知道我要去安顺读书，就托我给学校的一位老师带一封信去。这位老师曾经送过一些圣经给他们，他们致信表示感谢。后来我才知道这位老师是基督徒，并逐渐发现宿舍里有几位同学也是基督徒。
但我那时候对基督教很排斥，认为这是洋教，是近代西方侵略中国的时候强行传播进来的，中国人不应当信仰这种宗教。这是受官方教育宣传的影响。我嘲笑这些同学，你们为什么要信仰洋教啊？中国有那么多好的宗教你们都不信。当时，虽然也看过圣经，但认为里面的故事像希腊神话一样，很优美，但不可信，而其他部分根本就不懂。
这位老师是教美术的，我自己没有一点艺术细胞，美术成绩也不好，我就想，多跟这位老师接触，考试也许可以获得好一点的分数。于是，我也就参加了一个查经小组，有了基督教的生活。慢慢地，我发现基督教与过去的那些宗教不一样。比如，我过去的那个师傅，教我诵读口诀，教我拜祖师爷，整个过程我都很恐惧，从来没有感到过平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世界里找不到平安，在生活环境中找不到平安，没有任何东西让我得以平安。但是，在小组中唱诗的时候，我从诗歌中得到了平安，内心的平安真是没有言语可以形容。
那时，我读到一本小册子，是说富兰克林如何做决定的。每次做决定的时候，他都将正面的后果写在一张纸的正面，将反面的后果写在反面。他说，信仰也是如此，需要人去了解和比较。信仰就是选择，人可以选择过有上帝的生活，也可以选择过没有上帝的生活。如果上帝是真实存在的，信他肯定会蒙福；如果上帝是不存在的，信他也没有多大负面影响。我看了之后深受启发，便抱着这个态度，去深入了解基督信仰。
余杰：那时，你们的聚会大概相当于一个校园团契吧？聚会的情形大致是怎样的呢？
苏天富：甚至连团契都算不上，是一个松散的聚会，是“大孩子带小孩子”。我们没有牧师，没有传道人，有时是那位老师带我们查经，他也是由他的一个大学同学传的福音，他没有受过神学上的训练，性格内向，不是太多话。平时上美术课，讲到一些西方经典的美术作品，就会自然而然地讲圣经故事。我们几乎都是一群不懂神学的人，放录音带听赞美诗，然后跟着唱。再就是一起读圣经，你讲两句，我讲两句，没有小组长，没有主持人，大部分经文并没有弄懂。然而，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这样的情形下，也慢慢成长。
我们学校旁边有一个三自的教堂，我也去过，第一是听不懂，第二发现全都是老人，去了一次之后就再也不去了。当时，还不知道三自会与家庭教会的区别。
虽然在真理上不太懂，但我定期参加聚会，心灵上有了很大的满足。我变得喜乐起来，有同学问我：“你最近遇到了什么好事，从早笑到晚？”后来，我翻看初中时候的日记，看到里面都是恨，恨老天不公，恨社会不公。如今，痛苦和绝望一扫而空。
那段时间，我一个礼拜参加两次聚会，每次都提前到，先静下心来看圣经和信仰方面的书籍。我心中有很多理性的问题，花了一年多时间来思考解决。其间，有贵阳的基督徒到我们小组来分享，我就抓紧机会向他们问各种问题。
余杰：那么，你在信仰上的转折点是如何来临的呢？
苏天富：参加了一年多的小组聚会之后，我有了一次超验的体验。过去，我有很多不平安的经历，跟巫师学习时，晚上时常被恐惧惊醒，发现有很多肮脏的东西从房间外进入自己的身体内，有一种想呕吐的感受，而且持续很长时间。
参加小组聚会后，我觉得非常平安。我读了许多书籍，通过一年多的寻求，差不多到了该做决定的时刻。我就祷告说，上帝啊，如果你是一位真的神，我就相信你。
祷告之后，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那个礼拜，学校先后发生几起车祸，死了几个人。食堂的老板爬上梯子去拿东西，结果落下来摔死了。学校里人心惶惶，很多人说，是在闹鬼。晚上一个人都不敢上厕所，要叫几个同学一起去。
我们宿舍里住了十二个人，每天大家都要聊到很晚。有一个晚上，大家都睡了，我忽然看见一个黑影进入宿舍，走到我的床前。我整个人就像休克了一样，无法动弹，也没有办法出声音。这个像死神一样的黑影笼罩了我，我无从挣扎，觉得自己快要死了。我就在心里大声喊：“耶稣救我，耶稣是真神，胜过一切邪恶的力量。”一瞬间，那个黑影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苏醒过来，立即作了决志祷告。我亲身经历到，神是听祷告的神，是真实的神，是活的神。
信主后，我才知道上帝是天上的父亲。以前，老觉得地上的父亲并不怎么爱我，父亲醉酒之后常将我暴打一顿，家里没有钱交学费也让我极为屈辱。我生命中遇到很多难题，父亲根本没有办法帮助我。而天父是最好的父亲，真的有能力帮助我，让我有一个好的人生，他知道我所有的需并且为我预备好。信主之后这十八九年，上帝从来没有亏待过我，我在生活中不断经历上帝的眷顾和爱。
一九九三年圣诞节，我在贵阳的一个教会受洗。因为我们小组没有牧者，我们的老师不是传道人，他说不能给别人施洗。我就由一名在贵阳的宣教士施行了浸礼。
余杰：当时，你的家人如何看待你的信仰，他们有没有反对呢？这是第一代基督徒通常都会遇到的问题。
苏天富：我假期回家，告诉妈妈说，我成为基督徒了。刚开始父母亲有很大的逼迫，因为信主以后不原意跟他们再拜祖宗，他们认为不孝。我拒绝吃祭拜的东西，一九九三年过年的时候我就没东西吃。经过这件事，母亲见我意见坚定，以后在祭拜的时候特意留一些在一边不拜，让我可以吃。他们后来见改变不了我，就任由我按照自己的信仰来生活。后来家里碰到一些难处，母亲也叫我祷告神，曾经一次家里养的一头猪生病了。妈妈就说，如果你的神能医治我们家的猪，我就承认你的神是好的。于是，我就为此恳切祷告，上帝是掌管万物的上帝，即便是一头猪，他也必定看顾。果然，祷告之后，猪的病很快就好了。上帝垂听了我的祷告，也让我更加认识到上帝的信实。
父亲在一九九四年七月去世，母亲在教会弟兄姊妹的祷告和帮助下，于一九九七年接受主。我弟弟在二零零一年在广州信主，由我给他施洗，姐姐姐夫一家后来也慢慢信主了。我相信圣经的应许，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必得救。家人开始不理解信仰，他们不认识神，我们需要用我们生命的见证让他们看见神是真实可信的，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家人逼迫而做隐藏的基督徒，如果我们对信仰不认真，不能活出我们的信仰，我们不向他们见证神，那他们怎么能得救？有基督徒常常请牧者为家人得救祷告，我通常会挑战他说，你有没有恒常为他们得救付上代价来祷告，有没有生命改变的见证，有没有向他们传福音。
我为什么从富裕的广东回到落后的贵州？
余杰：上帝让每一个人走向信仰的过程都不一样。在你洗礼之后，在信仰上有没有波动和挣扎的经历？
苏天富：当然有。我很快就毕业了，然后分配到一个小学里教书。那里没有教会，没有团契，我差不多是孤零零的一个基督徒。我对教书没有热情，而且很不甘心如此过一生。这段时间便远离了主，没有读经，也没有祷告。慢慢地就走向堕落，常常跟同事出去玩耍、醉酒。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神一直没有丢弃我。
一九九六年，在一天下午，我没有课，待在宿舍里，刚开始心情很沮丧。忽然，一个声音对我说：“你读圣经，读《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我翻开这章经文，读到耶稣对彼得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我。”当时，彼得否认他会这样做。然后，这样的事情果然发生了，彼得就出去痛哭。我深受感动，耶稣把自己生活的画面摆在我的面前，让我体会到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罪人。我在床前痛哭流涕，至少有一个小时，我看到了自己的罪，耶稣却为我这个充满罪恶的人而死。
我这样的人还有救吗？我祈求耶稣再给我一次机会。如果再给一次机会，我就把生命奉献给上帝，就去做一名全职的传道人。我又继续读《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读到第三十二节，耶稣对彼得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自己的弟兄。”
这句话深深地震撼了我。那一刻，我有了比受洗的时候还要强烈的重生的经历。本来我很骄傲，认为自己很爱主，原来的同学中已经没有几个信的了，似乎只有自己站得住。但从那个时候起，我便确认，耶稣真的爱我，完全赦免了我。耶稣不单单让我个人得救，还召唤我参与到“坚固自己的弟兄”的伟大事工之中。回顾自己的信仰经历，得到的牧养太少，是因为牧者太少啊。对此，我要作出回应，我的生命是耶稣给的，我要把生命奉献给耶稣。此后，我的生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开始坚持读经、祷告，也有了强烈的全职服事的意愿。
余杰：从决志信主到全职服事，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放弃一份收入稳定的教师的工作，而做在中国根本没有“合法性”的、也缺乏充足物质供应的传道人，对一般的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苏天富：那时，我很想服事，但什么都不懂，也没有哪个前辈的基督徒帮助我。我就祷告说，上帝，如果你许可，请给我两个凭据，一个是给我一次学习圣经的机会，时间能够稍微长一些；第二是，我妈妈性格急躁，一着急就会晕倒，如果她知道我辞职的决定，如果一时想不开，怎么办呢？我祈求上帝让我妈妈心甘情愿地支持我的决定。
就在我作了祷告的一个礼拜之后，有一位贵阳的同工给我发来一封电报说，广州的家庭教会有一个圣经学习的课程，时间是一个月左右，问我是否愿意去参加。我再次惊喜地发现，神听了我的祷告。我去学校请假，学校说不准这么长时间的假。我很想辞职，于是和一些弟兄姊妹分享我的想法。所有人都坚决反对我全时间事奉，说我没有任何生活来源，这样太莽撞，劝告我别做傻事。但我那时信心特别大，我觉得“上帝呼召我，上帝会管我到底！”这样，我写了辞职报告，离开了学校。
我到广州后，才发现课程缩减到了半个月。当我结束这段学习回到家里，忐忑不安地告诉妈妈说，我辞职了，我要去服事主了。妈妈不知道什么是服事主，但她居然平静地说，好啊，你把你的东西带回来，放在家里吧。跟她平时的反应迥异。我顿时高兴得跳起来，如果不是神的作为，妈妈怎么会如此呢？
余杰：一开始的服事一定很艰难吧？
苏天富：一九九七年，我到了贵阳。刚开始没有教会和机构支持，连吃住的问题都不知道如何解决。我还是那个想法想，既然上帝让我出来，上帝就会帮助我的。
我们有三位全时间的同工：我、章军弟兄，还有一位宋弟兄，我们在贵州工业大学的一个校园团契里服事。这个校园团契是1980年代末由几位先后来到贵州工业大学教书的外国宣教士建立的。他们在很封闭的环境里积极地传福音，并给这个团契取了一个很好的名字“蒲公英”。他们希望在这个团契里面信主的大学生在毕业后能像蒲公英一样把福音带到他们工作、生活的地方。我们也常常去农村传福音和送书籍。我们住在章弟兄的旧房子中，没有固定的收入，生活很困难，经常买面条自己煮饭，这样一顿饭只要几毛钱。尽管如此，我仍然很开心：上帝居然让如此不配的我来服事他，真是莫大的荣幸。
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需要在真理上有进一步的装备。有时候，大学生问我一些圣经的问题，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于是，我找到一次机会，到广州的比较成熟的家庭教会去学习和服事。
这一年的六月，我到了广州，接受装备和继续学习。那段时间，我们是一种团队式的服事，常常参加林献羔老牧师带领的大马站教会的聚会。[1]我们有很多同工都是在那里信主的，我太太也是在那里信主的。
刚开始，教会对我没有任何支持，我的日常开销是靠当年工作时的一点积蓄。最大的挑战还是语言问题，首先要学习广东话，学习如何与当地人沟通。在文化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广东文化比较现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看利益，不注重感情，没有我们贵州乡下那么纯朴。
我们还常去广州的郊区，如白云、从化、花都等地传福音。特别是农村地区，传福音的效果很好，很多地方被福音改变，很多人成了基督徒，也有很多神迹奇事发生。后来，我还去韶关、梅州等福音还没有传开的地方开拓教会，一般是当地的一两个基督徒带着我去。
那个阶段的服事，都遵循农村教会的模式，我参加的大都是小型的家庭聚会，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没有固定的奉献，算不上真正意义的教会。常常是在一群基督徒中，看谁比较能讲，谁就起来讲道，也谈不上神学的装备，然后大家一起祷告和读经。我们也不知道正常的教会应当是什么模样，当时关注的焦点是如何传福音，如何让人信耶稣。
余杰：是的，由于历史、神学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家庭教会在教会论、教会观上最为欠缺。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讨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你认识了后来的太太，上帝也赐予你们无比美好的婚姻，这段经历也要特别请你分享。
苏天富：那是一次圣经培训课程，我未来的太太欧阳满平姊妹也在当中学习。我正在为婚姻问题而祷告，我对主说，我对爱人没有别的要求，只要一个比我更加爱主的姊妹。在这次课程上，我发现了她，觉得她文静而温柔，也很爱主。我的目光便比较关注她。
有趣的是，在课程结束之后，在一个姊妹家里，这位姊妹把我们俩拉到一个房间里，对我们说，你们俩很有缘分，就在一起祷告一下吧，看看以后是否愿意进一步交往。我们都很害羞，当时究竟是怎么祷告的，都记不清了。后来，她告诉我，那时她对我没有什么感觉，但我对她却有强烈的感觉。
就这样，我们有了通信来往。不久，我们有机会在一起服事，她逐渐对我有了好感。我就正式向她表达说，希望与她确定恋爱关系。刚开始，她没有同意。过了一年多，她表示可以考虑跟我交往。我们一起交往了两年左右，终于在二零零零年结婚了。
那时，我们两人可以说一无所有。我们一起出来服事，几年来不仅没有什么收入，就连原来的一点积蓄都花光了。在广东，社会上对婚礼很重视，仅仅是彩礼就是一笔天文数字。我们都很忧虑：如何才能办一个婚礼呢？
正在这时，有一个同工对我们说，上帝会帮助你们的。我们差不多是凭信心结婚的。我们没有拍过婚纱照，也没有装饰过的新房，就在我们服事的团队提供的一套宿舍的一个房间里完成了简单的婚礼。我还记得，那个小房间只有一张上下铺的小床，这就是我们的新房。这是我一直感到对我太太很亏欠的地方。如今，我们活石教会常常为年轻的弟兄姊妹举行婚礼，我太太看到布置一新的婚房，以及各种庄严而热烈的仪式，就感叹说：现在的小弟兄小姊妹真幸福啊。
余杰：那么，你们为何决定从广州迁回贵阳？在广东生活了多年，应当说已经适应了那边的生活。贵阳差不多比广州落后二三十年，教会的发展更是滞后。俗话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你们偏偏从发达地区搬回落后地区，我相信，作这个决定一定很艰难。
这是我第三次来贵州，虽然贵阳建起了很多高楼大厦，但其他地方的穷困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一份发展报告显示：“如果贵州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人类发展指数仅刚超过非洲的纳米比亚。”这是一个“富裕程度”全国倒数第一，文盲数量极为庞大、教育水平极为落后、人民的体质在全国处于末位、贫困人口全国第一、八十多个县中国家级贫困县高达一半以上、氟中毒人口占总人口一半多的省份。我想，若不是神的呼召，你们从人的意愿出发，是不愿回贵州的。
苏天富：是的，在不信主之前，我的一个愿望就是，一定要离开贵州这个穷地方，永远不要回来。因为这个地方留给我的只有吃不饱、穿不暖的忧伤痛苦的回忆。
但是，虽然我在广州生活了几年，学会了广东话，也逐渐适应了广州的生活，心中仍然有个声音在说，你要回到自己的家乡，要在贵州开始新一阶段的服事。那里虽然穷困落后，却是一个更加广阔的禾场。一百多年前的西方传教士都能在贵州扎根下来，并将他们的一生献给这片贫瘠的土地，比如柏格理。[2]那么，既然我是一个贵州人，我有什么理由抛弃我的家乡呢？
回到贵州，对我太太来说更为困难。因为她是广东人，广东人有一种地域上的自豪感，在广东人心目中，贵州差不多就是跟非洲一样遥远、落后的地方。我知道她的难处，没有向她施加压力，只是说，我们一起祷告吧，看看神的心意。为此，我们祷告了两年时间。最后，神终于感动了我太太，她答应跟我一起，一起回到贵阳服事。
我决定和太太一起决定回贵州事奉，广州教会并不支持。在广州，教会一个月给我300元生活费，吃住都在教会。现在我又决定举家回贵州，没有人支持我，我也没有多少积蓄，可是我不畏惧。因为我相信有神与我家同在。
我们坐的火车是下午六点到的。那天早上，发生了一件事。在北京读书的一个海外华人张弟兄是仰华牧师的朋友，刚好来贵阳看望他。他已经订好早上八点的航班，但是航班临时取消了。于是他和仰华一起来车站接我们。吃饭时大家交通，他告诉我们：“我现在终于明白上帝为什么要让我订的航班取消，就是为了让我和你们见面！”张弟兄和仰华交往多年，从来没有给他帮助，这次神感动他，奉献我们一年的房租。过信心的生活就是这样奇妙，感谢主！
教会是山上之城，基督徒是世上的光
余杰：刚回到贵阳的时候，一定会感到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吧？如果你用看广州的眼光看贵阳，差别真是太大了。
苏天富：刚刚回来的时候后，感到贵阳和广州的反差特别大。贵阳很封闭，很多官员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文革”时期，这也影响到他们对宗教政策的执行。在此背景下，两地家庭教会的情形也大不相同：广州已经有了很多公开化的家庭教会，贵阳几乎还没有类似的公开化的家庭教会。即便是十多人小型聚会，都像电视剧中的地下党一样，使用暗语，偷偷摸摸，好像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我和太太在仰华弟兄家住了两个月，才租到房子。有一段时间，我们主要到贵州毕节、六盘水、黔东南、黔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事奉。少数民族思想单纯，信主很快。但是，后来也发生了一些分裂，主要是去给他们传福音的团队争抢功劳，形成了所谓的“河南帮”、“安徽帮”、“温州帮”等不同的帮派。这让我感到十分伤心，觉得教会不应当这样。于是我们向神祷告，要知道神希望我们做什么？祷告的结果是贵州的教会为什么不复兴呢？主要原因是老想靠外边的支持，本地的同工没有兴起来。神那时给我们一个看见，让我们定期开培训班，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同工，建立本色化的少数民族教会。我们贵州教会要自立，不要在别人的根基上建造。
我们那时的信心比现在大得多。现在有了孩子，考虑问题比较慎重。那时完全是凭着信心行。从二零零三年到二零零八年，我们每年都在贵阳开培训班，培训对象是少数民族地区教会的同工，三个月一期，每期招收二十多个学生。
从二零零三年开始，我们还定期组织一些少数民族同工到贵州还没有教会的地区做为期两个星期的短宣。短宣结束，有些弟兄姊妹有感动，要扎根短宣的地方做长宣。二零零三年五月，我们委派了八个家庭去少数民族地区做长宣。
我们一起向神祷告，向神要供养。我们计划给每个长宣的家庭每月五百元的奉献。那时我和仰华牧师在贵阳都带有小组，就鼓励小组奉献。眼看第二天就要出发了，才收到一千多元的奉献。当天早上一个肢体奉献了五百元。这时我们收到一个弟兄打来的电话，说“你们教会正在做什么事工？”我回答说，我们一些同工在一起祷告。他又问：“我可不可以过来？”我回答说，当然可以，欢迎你来。他来后，听说我们正在为宣教的经费祷告，就问：“钱够不够？”我回答说“正在祷告。”他说“缺多少？我来补！”第一个月需要的四千块就这样解决了。
以后的每个月都是这样凭着信心祈求。
我和仰华牧师都是全职事奉，小组每月奉献我们三百元。二零零零年前后，三百元在贵阳很难维持基本的生活。为了支持我们，我妻子和仰华牧师的太太都找份工作上班养家。
这几年一直过得很艰难，我们的工作重心是宣教，可是自己的教会没有建立起来，吃、住、房租全部靠天。为了维持宣教，我们所有能想的办法都想到了，甚至到处借钱。到了二零零八年，培训宣教士的房子的租金都交不起了。我们这时就向神祷告，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神引导我们，我们的工作重心慢慢转向建立城市家庭教会。
余杰：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中国公开化的城市教会的兴起，与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在社科院发布的《二零一零年中国宗教报告》中就提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教会的格局也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大量的中青年农民进城打工，农村基督徒转移来到城市。另一方面，城市市民在一个变动时代中对宗教信仰的需求也激增。在很多城市，牧者和教会都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状况。
苏天富：以贵阳为例，有差不多四百万固定人口，还有一两百万流动人口，这个五六百万人口的城市，居然只有一家三自的基督教教堂！郊区还有一个三自神学班，附带有一个教堂。所以，一方面是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另一方面是很多基督徒没有地方聚会。
余杰：我看到一份资料，美国普渡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杨凤岗教授认为，大量的家庭教会涌现与中国宗教供给的短缺有直接关系：“根据大陆官方公布的数据，目前政府批准的宗教活动场所有十三万处，相对于十三亿人口来说，这意味着平均每一万人拥有一个宗教活动场所。而在同文同种的台湾，平均每一千三百五十人拥有一个正式的宗教活动场所，美国则平均每八百五十七人拥有一座教堂。中国宗教场所稀缺，是由于三十年不变的宗教政策造成的，这已是个事实。封闭的思维加上僵化的政策，与市场经济发展严重脱节。”因此，杨凤岗呼吁中国官方能够增加宗教供给，改变宗教政策。你谈到整个贵阳市区只有一家三自教堂，这个事实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在此背景下，城市家庭教会自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苏天富：我们创建一间公开化的城市教会的想法和做法，是上帝一步步的带领。
二零零八年，我们原来从事的少数民族福音工作，常常受到骚扰和冲击，资源方面越来越匮乏，培训也被迫停下来。我们和贵阳的一些弟兄姊妹有联系，刚好这时几个贵阳的家庭小组也面临发展上的瓶颈。我们就一起祷告、思考：上帝究竟让我们做什么？祷告后，大家都有一个看见，我们希望贵阳教会的小组团契能够更开放和发展，能够对这个城市有更大的影响。
过去，我们主要在市郊和农村传福音，有意无意回避在在城市中心传福音。08年圣诞节，我们贵阳4个家庭小团契决定团结起来，在市内做一场公开的音乐布道会，看看贵阳的市民反应如何。内容主要是唱赞美诗、讲见证、传福音。
一开始，我们估计不足，认为来的人大概有300人，最多不会超过五百。我们租了一个能容纳五百人的会场。没有想到，会场里一下子挤进七八百人，外面的小厅有两三百人，还有很多人没有办法进来。加起来至少有一千多人。我们那时也缺乏组织大型活动的经验，义工也不足，现在回想起来，很多环节都没有做好。
即便如此，有圣灵的工作，活动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发出去几百张决志卡，当场就有两百多人决志信主。那么，挑战就出现了：这么多决志信主的人，以后怎么办？上帝让这么多人信主，不是让他们成为流离失所的群羊。那么，必须建立教会，必须给他们充足的供应。我们经过祷告后得到这样的一个确信：要有一个聚会的地方，最好是租一个公开的地方，在贵阳公开地见证上帝。
余杰：也就是说，一开始你们便确定了公开化的路线？
苏天富：在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们两段经文。一段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到十六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一段是《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十六至十七节：“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既然基督徒是世上的光，教会是山上之城，那就不能隐藏，而要公开。我们应当主动改变以前那种偷偷摸摸的方式，让那些找不到教会的人一下子就能找到，让家庭教会走到台前，给社会以正面的影响，树立正面的价值观。这些年来，有能耐的人纷纷逃离贵阳，包括基督徒也是如此，他们在这里找不到公开化的教会聚会。这个城市没有盼望，跟教会不开放、不作为有关。所以，本地的基督徒、本地的教会应当兴起。
要建立教会，是不是先要给教会取个名字？我开始的想法是不用取名字，就叫贵阳家庭教会好啦。教会的韩叔叔不同意。他说：“贵阳有那么多教会，你不讲，谁知道你是哪个教会？还是要有区别！”
我们就祷告。这时仰华牧师领受到一节经文，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至五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象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这样，我们的教会就取名——贵阳活石教会。
二零零八年春节刚过，我们便开始筹划租写字楼聚会。原来我们在家中聚会，不用另外付房租；现在租写字楼，租金很高，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看了现在聚会的这个地方，各方面的条件都很满意。房东要求支付三个月房租和一笔押金，大概是一万多块钱。但是，那时教会根本没有钱。
这时，从广东来到贵阳做生意的钟弟兄挺身而出，他说：“前三个月的租金我来支付，后面的上帝一定会负责。”这样，我们就凭着信心将这个地方租了下来。钟弟兄那时的生意其实并不顺利，经济也很紧张。但是神恩待他、大大地赐福给他。三年多以来，我们一直在此聚会，上帝也从来没有让我们在房租上有缺乏。
我们是三月拿到房子的，装修了一个月，四月正式开始在此聚会。那是四月十二日，复活节，我们举行了献堂仪式。那天，有五十个弟兄姊妹参加了聚会，如今教会已经发展到了两百多人。
余杰：租写字楼聚会，走公开化的道路，必然涉及到奉献的问题。教会的成熟与健康，跟奉献有必然的联系。
苏天富：以前，我们是一个松散的聚会的时候，都不太提及奉献问题。租写字楼聚会之后，我们做了奉献箱，但一开始还是不太敢讲奉献。心中还是有担心和恐惧。在贵阳很少有公开的教会，我们害怕被定一个“非法敛财”的罪名。虽然在门口放了奉献箱，但讲道时还是不太提。
大概在聚会差不多半年后，教会稳定下来，我就比较多地讲奉献是基督徒的使命和义务。三个月后，我们收到的奉献就足以支付房租了。半年之后，奉献就多了一些，可以供应教会的日常开支了。现在，我们的奉献足够我们用，还有余力帮助其他教会，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余杰：你们教会的人数在三年内增加了四倍，你们主要通过那些方式传福音，并实现人数的迅速增长？这方面的经验有必要提供出来供众教会参考。
苏天富：我们现在有三个全职的传道人：我，仰华牧师、彼得弟兄。我们有一个主堂和两个分堂。主堂分上午聚会和下午聚会，上午有一百三十人，下午有四五十人。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比较注重利用亲友关系来传福音，后来逐渐采用多种活动来传福音。比如，圣诞节晚会、婚礼、追思礼拜、郊游等活动，吸引那些不信主的人参加，让他们在与基督徒的接触中看到神的作为。
二零零九年六月，我们教会有三十多人受洗，这是活石教会的第一次洗礼。二零一零年六月，有八十多人受洗，是在野外举行的洗礼。二零一一年六月，我们租了十个大巴一起出去，一共有一百二十多人受洗。我感觉，现在传福音没有过去那么困难了。我们强调家庭是祭坛，家庭基督化，全家一起服事。如果家人全都信主了，教会就会增长几倍。
余杰：香港的一位前辈牧者陈喜谦牧师在《为何教会不像样》一书中指出，华人教会整体出现了重大的缺失，就是欠缺一个合乎圣经教训的教会观，为教会的建立、运作提供规范。教会患上“教会观贫乏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是两百年来华人教会历史所沉积下来的问题。我非常同意这一看法。“三自会”就不必说了，它根本不是教会；而在家庭教会中，很多教会也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东方的专制主义传统深深嵌入教会，家长制、独裁制在教会中亦相当盛行。在教会的建造方面，你们是如何做的？
苏天富：教会存在的目的是彰显神的荣耀，教会是神掌权的地方，在教会中必须是耶稣做主做王，这一点是不能妥协的。所以，我们一直坚守家庭教会政教分离的立场。
在我们自己的教会中，整个教会的运作和架构，都是从无到有，是在走一条没有走过的路。比如，刚开始租写字楼的时候，几个同工便约定，一起签订租约，法律方面的责任我们来负担。但另一方面，我们希望改变中国传统教会盛行的家长制的做法，不能是一个或几个领袖说了算，传道人也要受监督。那么，谁来监督传道人呢？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同工团队。
同工会的建立，一开始比较简单，是传道人在会友中寻找。我们遵循如下几个原则：首先，一定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生命改变的见证，有好的品格。其次，符合《使徒行传》第六章对执事的品格的描述“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第三，我们经过恳切的祷告，从祷告中得到确信。这样，在二零零八年七月的时候，我们找了十二个会友（或家庭），跟他们说，教会不仅地方公开，在组织管理上也要是透明，不是传道人说了算，大家可以提供意见和监督，所以你们出来做暂时的执事。等未来有了正式的架构，有了选举和按立之后，我们再选举和按立正式的执事。谈过之后，几乎所有人（或家庭）都乐意参加进来。
这样，我们在一起开会讨论教会的大小事务，我们的原则，不是民主，也不是专制，传道人提出来一些计划和建议，大家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如果意见有较大的分歧，我们不用投票表决的方式，避免多数压制少数。即便有少数的不同意见，我们也把这项事工暂时放一放，大家为此祷告，看看神下一步如何带领。换言之，如果开展一些重要的事工，我们希望能够全票通过。
这样的一种运作方式，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教会的同工群体非常合一，有不同看法，大家敢于提出来。神不看重我们做多大的事情，而是看重我们彼此合一的关系。我们彼此相爱，众人才能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的合一关系，重于我们所要做的事情。
另外，我还有一个体会就是，一个基督徒不是成熟了以后才能服事，而是在服事中成长。我们有一个小组长，刚信主几个月，我就问他，你们家可以开一个小组，你来带小组。教会中凡是生命见证很好的弟兄姊妹，我都鼓励他们参与各项服事。参与服事的弟兄姊妹，不在乎信主的时间有多久，乃是在乎有没有好的品格和见证，有了生命，知识、技巧等都可以慢慢学习和训练。
我从华里克牧师的《标杆人生》[3]一书中学到这样的经验，要发挥弟兄姊妹各自的才干和特质。我希望不久之后，能够按立执事，组建团队。在教会中的位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藉着恩赐，共同建造教会。社会上的才干在教会中也可以发挥。比如，有一位做培训师的会友朱珠姊妹，在婚姻家庭辅导上有负担，自费到北京学习相关课程，然后在教会中尝试着提供免费的或低廉的辅导课程，继而扩展到社会上。而社会上确实有这样的需要。我们鼓励弟兄姊妹“按才受托”，每个人的才干不单在教会中得以发挥，也能成为对社会的祝福。
小组教会，教会如家
余杰：在平时的牧养上，活石教会主要还是采取小组教会的模式吧。
苏天富：是的，二零零八年，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每个礼拜都有很多新人来，决志信主的比例很高。但是，小组不太稳定，致使很多人来了就走了，这是我们忧虑的地方。那时，我就在思考，如何在牧养和关怀上加强。
我认为，教会当然要有大的崇拜，礼拜要在“殿”里；但还需要有小的崇拜，平时在“家”里。这是早期使徒的生活模式。那时，他们的小组就是在家中。教会的会友要稳定，一个标志就是：委身在教会的每一个人，都委身于某一个小组。一个基督徒，如果他希望对教会有责任和义务，愿意为教会摆上，那么他就得参加到小组中。就好像一个家庭成员一样，有享受，也要有服事，需要做家务。我鼓励弟兄姊妹，还没有参加小组的，要加入小组，如果附近没有小组，我就帮助他们建立小组。弟兄姊妹都能进入小组，不单是为自己，也是为他人，也是为传福音。
二零一一年三月，我们做了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定，一下子开了十六个小组。我们鼓励弟兄姊妹打开家庭做接待，如果某个小组没有适合的家庭来开放，周间就到教会来聚会。我说，只要你家附近两三站地的范围内有五个会友，就可以成立一个小组。
我们从三月开始推动这个计划，现在准备扩大到十九个小组。我发现，一旦进入小组，这个会友在牧养上就基本不会有问题。平时的关怀也能到位，小组成员有生病的，组员就很关心，一起去医院探访，甚至在病房中聚会。还有的小组是开放式的，今天在你家聚会，明天在我家聚会，组员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也便于给对方的家人传福音。一些小组定期有各种活动，如生日聚会、野炊、驴友徒步郊游等等。小组的某个成员在出差的时候，都会很想念其他的组员，彼此就像一家人一样。如果说教会是个大家，那么小组就是个小家。
我们教会有一个家庭，原来婚姻关系濒临破裂。他们结婚十二年，吵架吵了十二年，前一天晚上约定，明天早上去登记离婚。有一个弟兄，是他们的朋友，同时也是他们生意上的伙伴，去他们家探访，倾听他们的诉说，为他们祷告，并带领他们做了决志祷告。他们第二天就和好了，主日的时候全家全都来教会。不久，他们开放家庭，丈夫当了小组长，一年内他们的小组就有八个人受洗。这是何等美好的见证。
所以，现在我的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小组长的训练上。我们通常选择生命相对稳定的、见证比较好的弟兄姊妹当小组长。小组长要接受一段时间的训练，训练完以后，就可以带小组了。目前主要的缺陷是，小组长的训练仍然不足，本身信仰的根基还不牢固，解决组员的问题时有难处。有一些组长性格属于内向型，不善于沟通，没有带出很好的气氛来。这些都是下一步需要改进的地方。
我希望明年小组的数量倍增，能够达到四十个。一个小组变成两个小组，要通过出去传福音，带亲朋好友来教会才能实现。
余杰：你特别强调教会要像“家”，有爱才有家，有爱才有吸引力。这一点我也有很深的感触。长期以来，中国人过着“一盘散沙”的生活，半个多世纪以来，若干残酷的政治运动，让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而最近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又使人成为经济动物，生活在都市丛林中的人，互相戒备，感情冷漠。大部分人不敢向别人敞开心扉，将自己封闭起来、包裹起来。这也是他们不愿意到教会的原因之一，他们害怕重新融入一个集体，害怕再次受到欺骗和伤害。
因此，教会更应当在城市这个“陌生化”的地方推行“家”的文化。陈喜善牧师强调说，惟有在神的家里生活，大家互为家人，在属灵的家里过家庭生活，才能充分和真实地体验父神的爱。“你必定要加入教会，即是要成为地方教会的一分子，也接受别人成为一分子。你我不是在打游击、做客人。加入教会不是观光，有空才去，而是加入一个家，互为家人，互相接受，彼此之间有责任，互相接纳，互相认识，互相体谅，互相关心，大家无条件地互相支援，互相帮助，这便是家庭。”我听活石教会的一些会友说，他们真把活石教会当成了家。
苏天富：教会当然要充满神的同在。没有神的同在，不听神的话，就不是神的教会。教会是神的家，也是每个基督徒的家，基督徒到教会要有回家的感觉，要能感觉到家的温暖。我期望，教会能带出家的文化来。弟兄姊妹到教会，心灵能敞开，生命能被神触摸到。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有一位楚建丽姊妹，是从别的教会转过来的。她患了重病后，行动不便，原来那个教会在高楼上，没有电梯，她爬不上去，我们这里有电梯，她就转到我们这里来。因为是刚来的，大家都还不太认识她。她已经是癌症晚期，差不多在去世前的一个月，她打电话给我，说想在教会中找人来照顾她，她可以支付工资，两千元一个月。我回答说，如果花钱的话，倒不好找人；但教会可以安排姊妹过去照顾你，不要你付任何费用。于是，教会的一些姊妹就排了一张表，轮流去照顾她。有的小组甚至一起去医院探访，在病床前陪她读圣经和祷告。有一个姊妹说，这是她第一次到医院照料病人，连她自己的家人都没有得到过如此细心的照顾。此前，大家彼此不认识，却被耶稣的爱所感染，而彼此相爱。之后，教会一直帮助这位老姊妹处理完所有的后事，连她的亲戚朋友都很受感动。
余杰：听说你们建了两个分堂，能介绍一下分堂的情况吗？分堂与母堂之间关系如何？
苏天富：二零零九年八月，同工彼得弟兄从外边学习回来，他有感动，要到贵阳金阳新区开拓教会，牧养那里的弟兄姐妹。他把家安到金阳，开放自己家庭建立小组。从自己两夫妻开始，逐渐发展到十几个人。由于新区离教会路程很远，我们就商议，礼拜天就在他们那边单独做一场聚会，避免那边的会友舟车劳顿。到了二零一零年，那边人越来越多，多的时候七八十人，少的时候五六十人。我们就说，成立一个分堂吧。原来他们也是在家中聚会，现在是租地方聚会。那边打工的弟兄姊妹多些，老人家也比较多，奉献只能支付房租，传道人的生活还是由母堂来支持。
另外一个分堂，全是老人家。他们有三十多人，以前是农村的，现在搬到城市，逐渐由农村教会转向城市教会，由几个同工一起负责，而不是由某一个人说了算。他们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大部分人年纪都很大；二是传福音极为热心。好多老伯伯老阿姨，包里背着一大叠单张就出去发放，虽然他们的人数增加不快，但传福音的热情让我们很受鼓舞。他们原来对公开化也有很多顾虑，现在不怕了，甚至将教会聚会的时间、地址和电话都写在单张上。有一个老姊妹，患有重病，定期到医院洗肾。她请牧师为她祷告，牧师祷告之后，神还是没有医治她。但她没有埋怨，仍然十分喜乐，说：“感谢主，如果我不信主的话，早就死了。现在是活一天就为主做一天工。”她自己省吃俭用，却为教会大笔奉献。
余杰：这些故事都很让人感动。那么，可以说活石教会是一个典型的市民教会吗？
苏天富：可以这样说。在我们的主堂中，主要的会友就是普通市民，有商人、老师、医生、工薪阶层、家庭主妇和学生。教会就应当是什么样的背景的人都有，然后慢慢从中发展出专业人士的团契来。在年龄上，以中年和青年人为主，以三十多岁和四十多岁的人为主体，慢慢地他们会带父母来，这样老人就会多一些。
余杰：对于教会下一步的发展，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
苏天富：从明年开始，我们希望到周边的城市开分堂。过去，我们也曾经到周边的城市去帮助其他的教会和弟兄姊妹，但只是短宣，效果也有限。而且，每个教会都有自己的做法，容易造成混乱。如今，神为我们开路，让我们用一种的新的方法，到周边的城市，也就是开车在一个小时车程的城市，开自己的分堂，甚至派同工去长期牧养。如果需要，我自己也可以搬家去别的城市植堂。
我们的目标是，先探索出一套适合贵阳本地的教会的发展模式，然后像连锁店一样在周边城市建造教会，复制健康的、成熟的模式。保罗时代，教会的发展非常迅速，是从大城市开始，在大城市建立了教会，就去帮助小城市，然后再影响乡村。保罗先从城市开始，一个一百人的城市教会，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一个一千人的农村教会。
今天也是如此。在我们的文化和传统中，如何寻找并推广新兴城市教会的模式？我认为，通过大城市影响中等城市，再通过中等城市影响小城市，这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以贵州的情形而言，这是一块福音未得的荒地。长期以来，海内外教会有个口号，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所以重点往西北方向传福音……
余杰：我插一句，在我看来，这个说法背后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傲慢。圣经中从来没有说过，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伟大使命单单交到华人手中。比起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比起向伊斯兰世界传福音，更重要的是中国教会自身的建造和中国自身的福音化。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建立好的教会，都不能在真理上站得住，如何向外传福音呢？中国现在的光景未必就比伊斯兰世界好多少。自己都病歪歪的，却奢望去救别人，这似乎有点好高骛远了。
苏天富：是的，赵天恩牧师的“三化”异象尚且任重道远。以西南而论，尤其是贵州，长期是宣教的空白点。我们不能指望外面来人帮助，我们必须自己站立起来，自己宣教和植堂，这是上帝放在我们这一代传道人身上的使命。我们希望未来几年里，能一点点地做起来，教会的影响范围从一小时车程的区域扩展到两小时车程的区域。未来高铁通了，从贵阳到广州也就四个小时，教会发展的速度不能慢过高铁发展的速度。我们甚至可以到更远的地方，比如一些弟兄姊妹的家乡，建立更多的教会。当然，建立分堂的原则，不是管辖，而是希望每个分堂都能相对独立，只是在某些事工上合一地做。
余杰：从早期教会开始，便从事关心鳏寡孤独的福利工作。这是遵行耶稣“爱人如己”的诫命。那么，活石教会从事那些社会福利方面的工作？
苏天富：其实在以前教会还只是小组的时候，我们就鼓励和推动弟兄姊妹参与关怀贫穷人的事工，以前我曾经在农村教书，对那些因为贫穷而辍学的孩子很有负担；后来去到少数民族里服事，发现很多孩子没钱上学,甚至一些传道人的孩子也是面对相同问题,就把这种负担和弟兄姊妹分享，就有不同的肢体有感动参与，最多时我们曾经资助好几百个孩子读书。
二零零八年汶川地震发生后，我们和贵阳的家庭教会一起祷告，一次性奉献了七万多元，还有教会弟兄姊妹受感动去灾区参与救灾工作。
二零零九年贵州凝冻，那时教会已经成立，我们专门买了米、油、面开车送给六盘水地区的小花苗弟兄姊妹。
我们活石教会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有几十位弟兄姊妹长期在孤儿寄养机构和特殊儿童康复教育机构从事慈善工作。
余杰：一个教会的兴起，跟牧者有莫大的关系。这些年来，你在牧会中最大的感触是什么？你的妻子是如何给予你帮主和支持的？
苏天富：一方面，我感到很大的压力。过去在农村传福音，现在事工重心转到城市，缺少经验，又缺少属灵长辈的支持。我常常祷告，希望政府更加开放，让教会的发展有宽松的外部环境，我自己也能接受系统的神学培训。过去，我在广州上过各种培训课程，但都不是系统培训，显得颇为繁杂。两年前，我计划去读神学，那时教会刚刚开始，根本走不开，现在也走不掉，因为事工越来越多。而我越发感到，自己要安静地读几年书，接受更丰富的装备。理想状态是边学习边牧会，不与教会脱节，但本地还没有这样的师资。盼望本地的家庭教会能联合起来创办一个神学班甚至神学院。
师母以前在贵阳一家特殊儿童康复中心工作，有第二个孩子后，她不得不从公司辞职，也参与教会的一些辅导工作，教会给一些补贴。如果孩子大点了，她也许会在教会中当全职的师母。当然，她也需要学习师母的课程。我也盼望贵阳慢慢兴起更多的家庭教会来，这样我们与别的牧者形成联祷会，甚至一起开办师母课程。
与主同行，无所畏惧
余杰：这次我来贵阳，一路上都有特殊人士跟随。起先我还担心给你们带来麻烦，但我发现，你们根本不怕“麻烦”。这跟我见到的很多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不一样，他们一听方舟教会的名字，一听我的名字，便“谈虎色变”。他们甚至害怕对外谈及自己的信仰，他们并没有犯法，却在内心深处将自己当作罪犯。身为基督徒，却不能“因真理，得自由”，不能满怀信心地与主同行，不能战胜恐惧，何其可悲！从你们的言谈便知道，你们跟政府有关部门打交道，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能分享一下这方面的故事吗？
苏天富：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外地传福音的时候，也被抓过几次。有一次，我与广州的张福大弟兄在一起传福音，被一群特警抓住。在派出所，警察审问了好几个小时，也没有审问出什么来，我们确实没有什么秘密。第一次被抓的时候，我心里很害怕，万一自己出事了，家人怎么办？父母、太太和孩子怎么办？
我的体会是，真正的恐惧，不是直接面对的的恐惧，而是自己内心生发出来的恐惧。二零零三年，太太怀孕了，有弟兄打来电话说，安全部门正在调查你和仰华牧师，要抓你们。于是，我们两人一起商量应对之策。有人劝我们，赶紧出去避难，但我们想，跑出去不是一个办法，不能一走了之，这不符合神的心意。我就流着泪跟太太说，如果我真的出事了，你就回你妈妈家，你妈妈可以照顾你和孩子。此后，二零零四年、二零零五，都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所以，最大的恐惧，是你随时可能被抓的恐惧，是你安排家人怎么办时的感觉。
我确实被抓过几次，但我非常坦然。感谢神的保守，让我在此过程中，有机会给公安传福音。我跟他们说，信耶稣是我花很多年想清楚的。我也不是一个傻子，不会轻易相信不存在的东西。我还跟他们讲自己的例子：我结婚几年后，一直没有孩子。原先，我得过腮腺炎，并引发睾丸炎，那时在传道的路上，没有钱去大医院看，就去私人医院拿点药吃。结果，后来发展到睾丸肿大，医生说，你以后不能生育了。我们结婚后一直没有避孕，但太太还是无法怀孕。我太太为此恳切祷告，有一天，她告诉我，她看见自己抱着两个孩子的画面。在一次特会上，领会的牧师说：“我有一个感动，有结婚很多年却没有孩子的弟兄姊妹，我愿意为你们祷告，求主赐予你们孩子。”回来后不多久，我太太就怀孕了。孩子是上帝给的。后来，上帝又给我们第二个孩子。我说，我的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警察听得很认真。我发现，警察也是人，也需要福音和救赎。
二零零九年，在我们建立活石教会、公开聚会的时候，我就对大家说，首先要从恐惧中得以释放，要主动去面对逼迫，而不是一味躲藏。有一次，警察约我们到饭馆吃饭，讯问情况。问我们有多少人聚会。我说，一般有二三十人左右。他就问，为什么你们中午订了六十份盒饭？我回答说，是因为这次大家带了一些不信的朋友来，会友确实只有二三十个。他又说，有邻居投诉你们，说你们动静太大，扰民。我就表示，我们愿意去道歉。但又解释说，我们在写字楼聚会，这里并没有住家，聚会时间是在周日或平时公司下班的时候，应当不会影响周围的人。在同一座写字楼里，有酒吧、音响开到凌晨；还有销售公司，早上六点就在门口大喊口号，这些你们也该管管。他说，你也可以投诉别人啊。我回答说，我们彼此理解就好。他便说，是上级领导的命令。我又回答说，我们欢迎领导来教会参观，我也乐意跟领导谈。我们努力做好公民，愿意跟政府沟通。
余杰：听说你们做大型活动的时候，也惊动了各级官员和诸多部门。
苏天富：二零壹零年，我们举行圣诞晚会的时候，引起了轩然大波。我们是贵阳第一家租影剧院办圣诞晚会的教会。这是一个文化局下属的影剧院，当我们的活动开始之后，剧院经理找我们，说文化局、宗教局、公安局等省市各级相关部门的领导都到场了。
仰华牧师在外面负责与政府各部门协调沟通。派出所所长说，我以所长的身份正式警告你，你们停止聚会，否则法律责任你承担。仰华说，不能停止，你看人都挤到街道上来了，突然停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你让我们聚会结束。你放心，有什么责任我一定承担。所长便打电话一级级地请示。上级派了更多警察来。
一会儿，分局来了一个领导，问谁负责，是什么活动。仰华说，我们是一群基督徒，还请了一些不信的朋友来，就是唱赞美诗，讲一讲圣诞节的来历。这名领导说，你们人太多，不安全。他又打电话到市局，市局的领导来了，又是同一番询问。然后说，你们一千多人聚会，没有申请，也没有经过批准，是个大问题。他又打电话给省厅和省宗教局。宗教局说，具体情况问问到场的宗教局的官员和三自的牧师。宗教局和三自方面的人，看到这种情况，一再叮嘱我们说，既然开始了，就正常聚会，但一定要保障安全。
我们的晚会大概是十点半结束的，感谢主，平平安安。警察一直守卫在那里。十一点我们打扫完场地的时候，他们还进来拍摄录像。等我们全都走了，他们才离开。
客观地说，贵阳政府部门在和家庭教会打交道时还是能做到文明执法，比较讲道理，愿意和我们沟通。
余杰：你们的应对策略非常好，有理有节，不卑不亢。愿意沟通，愿意对话，而不是对抗或躲避。当然，在原则问题上，一步也不能退，比如要求登记到三自下面等。美国神学家罗拔·韦伯教授在《新锐福音派》一书中指出，本质上，基督徒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中，既要成为国家的好公民，亦是将来属神国度中最首先、最重要的成员。这就表示我们对国家有责任，对教会有责任。我们在个人、家庭与教会生活方面，期盼成为体现基督临在的生命，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扮演作光作盐的角色，使社会转变而朝着属神国度的理想迈进。在中国这个无神论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尤其应当如此。教会应当是公开化的、有影响力的价值的引导者，而不应当是地下状态的秘密社团。
苏天富：是的，我们每次与当局交涉的时候，都以友好的态度进行。不是把他们当作敌人，我们的仇敌是魔鬼，不是某一个人。我们也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早日明白耶稣是谁。由此，建立起一个跟政府对话和沟通的平台。
我们推动教会的公开化，组织一些大型活动，首先作好有人承担责任的准备，作好最坏的打算。不是让弟兄姊妹承担后果，而是由教会的领袖承担。如果连教会的领袖都被惧怕所捆绑，教会就不可能走向开放。我们基督徒行走在光中，做的是义事，有什么值得恐惧的呢？
我们教会的一切都是透明的和敞开的。圣诞晚会时，影剧院经理很紧张，一再提醒我们说：“你们赶快结束吧，下面坐着国保在录像呢。”我回答说：“就让他们录吧，我们没有什么不可见人的地方。每个主日的时候，他们都来录像，希望他们回去看录像，也能被神的话语打动。”
余杰：听说活石教会接纳了好几位已经受洗的政治异议人士，你们有没有因此而受到压力？这一点，你们比北京大部分公开化的教会都做得好。北京很多已经公开化的教会，却不敢接纳有异议色彩的基督徒，甚至刻意排斥他们，让人深感遗憾。
苏天富：在我们眼里，没有什么政治异议人士，都是国家的公民和需要救赎的罪人。我们至今也没有因为接纳他们受到压力。当然，警察会派人“保护”他们，常常跟到教会门口。如果有一天，政府来询问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很简单：教会是神的家，向所有罪人敞开，向所有寻找信仰的人敞开。我们不能拒绝任何人到教会参加礼拜。中国的宪法规定，公民有自己选择宗教信仰的自由，所以教会愿意向所有人分享来自上帝的信息。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有个人的政治观点，但教会不会参与政治活动，也不干涉信徒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如果信徒的表达超越了法律界限，那是政府应当处理的问题，而不是教会的份内之事。
余杰：作为牧者，你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是如何安排的？
苏天富：牧者的日常工作，除了读经、祷告和预备讲章之外，就是带祷告会，带小组，给弟兄姊妹打电话和上门探访，以及同工培训等。牧师还要主持婚礼和葬礼。后者在贵阳这边尤其重要，前后要花三天时间，操办完一个葬礼后，我差不多要休息一个礼拜才能缓过来。
平常的工作，安排得很满，礼拜一是休息日，但还是不能关手机，弟兄姊妹仍然会打电话来。我们教会目前的架构还不太成形，本来是其他同工可以做的一些事情，都是牧者在做。希望等我们慢慢成熟之后，事务性的工作少一些，可以更专注于传道和祷告上。
以前，牧者不必坐班，因为没有办公室。我们计划有了办公室之后，就在办公室里工作，弟兄姊妹有事可以直接到办公室来找。
余杰：最后一个问题，据你的观察，贵州家庭教会的现状如何？
苏天富：贵阳可能有几百个家庭教会吧。据安全部门工作人员说，一个区就有一百二十多间教会。过去，家庭教会有一些体系，比如小群教会等，但信徒不太多。像我们这样比较开放的新兴城市教会，人数超过一百人的，不到十间。人数从三五十人到七八十人的，大概有一二十间。牧者之间渐渐有一些来往，有时候也在一起祷告，但还没有建立起联祷会的机制来。
其他中等城市，如六盘水、遵义、都匀等，也慢慢出现几家这样的教会。期待不久之后，贵州每个中等城市至少有一个公开化的新兴城市教会，人们能够自由地接触福音、接触教会。
由此可见，贵州教会的发展在全国是比较滞后的，需要我们努力开荒，惟有流泪播种，方可欢呼收割。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初稿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定稿
[1] 林献羔，中国著名基督教家庭教会领袖。1924年出生于澳门，1936年在香港长洲受浸，1942年进入梧州建道圣经学院，1945年起在广州传道，1950年开始在广州市中心大马站35号的家中开始聚会，称为“大马站福音会堂”。五十年代中期，因拒绝参加三自会，两度被捕，被关押二十二年。1978年出狱。1979年，恢复大马站35号的聚会，人数逐渐增加到数千人。后迁至德政北路雅荷塘（北）荣桂里15号。
[2] 伯格理（Samuel Pollard，1864年—1915年），英国来华传教士，创制苗文并极大地影响了苗族的历史发展。他创建了乌蒙山区第一所苗族小学、乌蒙山区第一所西医医院、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在中国首倡双语教学、男女同校。其代表作品有：《在未知的中国》、《中国历险记》、《苗族纪实》等。
[3] 华理克：被称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属灵领袖”，在加州橙县创立了马鞍峰教会——全球最大、最知名的教会之一。称他为“属灵创业者”的《福布斯》杂志评论说：“假如华理克的事工是一个事业，它的影响力早就可以媲美Dell（戴尔电脑）、Google、Starbucks（星巴克咖啡）这些巨型企业了。”《标杆人生》是其代表作，已转变了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生命，为21世纪的人们提供生活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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