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中国的一课
80 年前，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逮捕了迪特里希·朋霍费尔。他先是被关押在战时监狱，后来被转移到集中营。二战结束前不久，他被处决。朋霍费尔被捕 75 年后，另一位牧师在中国西南部被捕，并被判处九年监禁，这是近几十年来中国政府对家庭教会牧师判处的最长的刑期。五年来的每个日日夜夜，王怡在他的监狱集中营里睡去、醒来、吃饭、挣扎，他受苦的原因与上一个世纪另一个国家的弟兄受苦的原因一样——颠覆一个要求人民完全效忠的国家政权。
当我意识到2023年是政治异见、宗教自由和护教历史上的两个周年纪念日时，我决定重温朋霍费尔在生命接近尾声时提出的一些关于教会性质的问题，并思考一位中国牧师给出的答案，他比今天西方世界的任何人都更得朋霍费尔的真传。
基督教世界不断解体，传统基督教丧失了其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许多教会领袖开始苦苦思索教会在公共场合的见证应该是什么样子，尤其是在美国。虽然朋霍费尔生活在一百年前，但他对这一难题并不陌生。他在德国知识分子环境中成长、接受教育， 也正是这种环境预言并帮助创造了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
在二十世纪初极权主义的背景下，面临死亡的朋霍费尔写下了狱中书信。集德国哲学和神学之精华于一身的他得出结论：人性已经改变。人不再需要上帝，不再需要上帝回答他们无法回答的问题。他写道：“人开始主宰自己的生命，不再需要神的恩典或真理。世界已经长大，人不再需要上帝作为一种基础假设，无论是科学领域，还是一般的人类事务，甚至宗教也日益如此。”人类已经长大成人，朋霍费尔面临着一个问题：在一个已经长大成人的世界里，教会的意义何在？
这个颇有争议性的问题出自一位福音派备加推崇的殉道者之口。许多人将朋霍费尔的狱中著作描述为重压之下的结果，几乎认为他关于世界已进入成熟期的想法源自劳改营导致的心理崩溃。无论大家从历史学的角度如何看待朋霍费尔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对他写作的影响,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认为“世界已长大成人，进入成熟期”这一观点似乎是必然的。
尽管我们不需要相信世界已经成熟，所有的科学和技术已经真正满足了人类在精神、情感、心理和身体方面的需求，但我们仍然被这个观念所吸引。自从朋霍费尔提出这一观点以来，世俗社会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我发现这个描述非常贴切地揭示了现代世界对自身的理解。他对世俗社会的心理描述令我信服。
那么，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教会的意义何在呢？
今天，在美国的福音派教会中，基督徒对自己被一个成熟的世界文化排挤在外有着不同的回应。我们看到， 一个极端是基督教民族主义重新抬头，这群人认为基督教民族主义是教会应对世俗社会的最佳方式。而在另一端的基督徒则屈服于社会的思想领袖和文化制造者赋予我们的意义和身份。在这两者之间还有一股混乱嘈杂的声音，他们认为，虽然我们迟了几十年才刚察觉到这股潮流，也才开始应对，但是，只要我们更清晰地辩论、更多地在网络上发声、更频繁地出版书籍、更巧妙地影响文化，我们就能以某种方式扭转局面。
但在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有人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与他的德国前辈一样，王怡在一个高度世俗化的环境中生活、服事，他努力在一个没有公共领域，没有言论自由的极权社会中为教会开辟空间。朋霍费尔在二十世纪初就已经看到，现代人类自给自足，没有匮乏，自然也不需要教会来提供答案，占世界人口的近20%的中国人，行为处事，乃至教育，也将这种现代观视为板上钉钉的现实。这并不是说二十世纪的德国世俗主义等同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世俗主义。但是，作为近百年来世界上最正式的无神论社会之一，中国是这个自认为已经长大成人的世界之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摒弃了皇权崇拜、民间宗教和老式的儒家思想，转而追求科学技术，将资本作为解决所有人类和社会问题的答案。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灌输给人民这种观点，即与过往所有历史相比，中国社会已经“长大成人”。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明确目标就是消除从前人传承下来的意义和目的。
朋霍费尔认为，针对世界的变化，教会有义务进行调整，继续为神作见证，让人能与神建立关系。而王怡则宣称，在一个长大成人的世界中，教会的目的是与世界对自身的理解针锋相对。他用了这样一个比喻：一位伟大的芭蕾舞演员必须在垃圾场舞台上表演。表演与舞台之间的反差意在让观众理解，垃圾场必须要被更新。王怡写道：
信心是关键，但信心需要一个舞台。信心就像一位伟大的芭蕾舞演员，在一个破烂的舞台上起舞。在某个意义上，只要舞蹈是伟大的，舞台破烂有什么关系呢。在另一个意义上，你可以想象有一天，这位伟大的舞者，在伟大的舞台上起舞时，该有多么荣耀。然而，上帝说，这支舞的价值，现在必须在破烂的舞台上呈现出来。
他又说，
让我再提醒各位，我们的政府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政府。他们的目的不只是管理社会秩序， 而是要垄断垃圾场和地铁站的意义。所以，在垃圾场跳芭蕾，就是一个政治事件。在地铁口拉小提琴，就要被警察按倒在地。然而，这也是垃圾场的意义的一部分。上帝许可了他们的雄心勃勃，是为了增加信心的价值。基本上，演出环境越糟糕，教会的演出就越具有 “末世性”的意义。
与朋霍费尔不同的是，王怡和他许多家庭教会的同辈人认为，真正的人性必然通过一个对比和对立的过程来彰显出来。
世界真正的成熟并不取决于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这种认为人类可以在这个世界里真正走向成熟的想法，会让人想起C.S. 路易斯的一个比喻：人类就好像一个孩子，本可以去海边度假，却情愿在路旁玩泥巴。对于王怡及参加其神学运动中的人来说，在末世到来之前，当真正的人类长大成人、上帝的国度降临之前，教会的存在就像一场光彩耀目的表演，恰恰证明了世界还没有长大成人，人类仍然只愿玩泥巴。
包括王怡在内的许多中国家庭教会成员都认为，向人类揭示其自身状态的最关键之护教时刻，就是教会愿意“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刻。要见证神国的真实，就必须呼召教会与基督一同受苦。教会所跳的芭蕾舞无关乎胜利和权力，而是集体受苦、全部摆上，朋霍费尔本人对此非常熟悉，尽管他可能无法理解中国家庭教会使用的术语。
王怡说，
我们如何知道我们传福音是因为信心的激励，而不是受政治目标的蛊惑？我们必须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为我们的信仰受苦……
这就是传福音和护教的方式。教会有机会在社会及掌权者面前为信仰辩护、坚持不懈、付出代价。如果说这是近二十年来家庭教会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受到逼迫，那么这也是近二十年来教会第一次有机会广传福音、大力护教。
当患难临到教会时，也正是教会护教和传福音最重要的时刻，教会受苦的见证甚至比教会在安逸舒适、有权有势、声誉震天的情况下做出的成就更重要。要认识到这一点，你需要相信什么呢？当我展望未来，无论二十一世纪剩下的几十年是否会成为中国世纪， 我的脑海里环绕着这样的问题。
中国家庭教会诞生于苦难和隐蔽之中。因此，在当代的护教学中，它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但我们应该重新考虑中国家庭教会，并给予它应有的重视。尽管我们常常将中国家庭教会与我们区分开来，拉开两者之间的距离，但他们的属灵遗产，与其说是竹林中的神迹，不如说是朋霍费尔的遗产：面对民族化的力量，顽强地致力于普世教会，不愿效忠于一个自诩代表成熟世界的权力。
与普遍的误解相反，1949 年中国共产党掌权后，并没有废除宗教活动。相反，它只是要求所有宗教爱国，并服从当局的监督管理。最终，这一努力被整合为一个名为 “三自爱国运动”的国家教会。除了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时期之外，中国共产党从未试图阻止宗教活动；它只是要求基督徒顺服它的权柄。党希望得到人民的爱戴和效忠。你可以既爱上帝又爱国家，对吗？
在20 世纪 50 年代初，大约一半的中国基督徒认为，是的，可以这么做。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一直在中国横行霸道，而共产党重振中国的主权让这些基督徒觉得可以同时爱主爱国。 成千上万的中国基督徒签署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 》（又名《三自革新宣言》），承诺热爱中国、忠于政府。
但中国另一半的基督徒却说不。王明道等人因拒绝当局对新成立的本土教会进行监督而闻名已久，他们坚持认为只有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任何国家权力机构不能凌驾于教会之上。 为了坚持这项原则，第一代家庭教会的牧者宁愿失去他们的政治保护和权利。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家庭教会”。家庭教会之所以称为家庭教会， 不是因为他们聚会的地点或方式，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加入三自教会。
20世纪80年代，中国重新向世界打开大门之后，越来越倾向于不管制宗教。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再到2010年代，随着基督教在中国城市中心的爆发式成长，政府对家庭教会的容忍度也越来越高，尤其是在中国沿海最富裕、最稳定的城市。“家庭教会”一词确实不能仅仅指代那些在家中秘密聚会的教会。毕竟，有许多教会租用商业场所举行主日崇拜，参加人数五百人之多，这些教会都自称为家庭教会。原则上说，这些教会依旧是非法的，但只要他们不扰乱治安，政府当局或多或少还是容忍他们。
2018年，中共实施了一系列新宗教条例，改变了这一局面。当局的重点是将所有基督教聚会限制在三自教会内，同时对家庭教会以及其他宗教组织的骚扰和逼迫明显增加。2018年12月，王怡牧师被捕，其服事的“秋雨圣约教会”的成员遭到暴力袭击。在习近平领导下，对基督教的逼迫加剧，秋雨“一二·九教案”是一个信号。在新冠疫情期间，习近平的“清零”政策被用于严厉打击家庭教会，让逼迫雪上加霜。 虽然目前的情况远没有达到二十世纪的逼迫程度，但大家普遍认为这是自中国家庭教会成立以来最严厉的一次打压。
我有个朋友在中国一个大城市植堂。新冠疫情大爆发几周后，也就是武汉封城没几天，他建立了一间小小的教会。短短一年之后，这间教会就从十几人发展到了一百人，在第一个受洗主日，有六个成人和九个孩子受洗。现在，教会成立的第二年，他们已经开始植第二间堂。而这些都是在一个严厉管控的政府以及其 “新冠零容忍”抗疫政策下发生的，同时，在世界上最城市化、数字化、世俗化和竞争最激烈的城市里生活，他们面临更多来自世俗的压力。作为教会，他们所经受的超过了我们在北美经历的一切。
《世界基督教百科全书》（World Christian Encyclopedia）指出，1970年，中国只有不到100万认信基督徒，占总人口的0.1%。而今天的基督徒人数是1.12亿，占到总人口的近8%。即使考虑到二十世纪末中国人口的大规模增长，中国公开认信的基督徒人数也增长了六十倍。
在没有政治保护、公共平台或公认的基督教机构的情况下，家庭教会在中国自诞生以来，不断发展壮大。二十一世纪的西方教会预计将面临许多压力，如果我们想要学习如何在逼迫中护教，也许我们应该考虑一下，经历了七十五年的逼迫，不仅存活下来，而且成倍增长的教会能给我们什么启示。
中共在中国站稳了脚跟，它宣布现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已经长大成人的世界之一部分。然而，家庭教会不接受这样的说法，为此遭受了七十年的逼迫。他们教导我们，教会的公共生活必须是受苦的样式。上帝的恩典使教会与基督联合，在这种联合中，教会必然参与基督的受苦。我认识的一位家庭教会领袖引用马太福音10:24 来提醒我们，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也不能高过老师；因此，如果我们的主人和老师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是以受苦为印记，那么教会也应该期待同样的生活。
王怡这样描述教会公开见证的十字架性质：
因为罪，这个世界颠倒了上帝创造的世界。十字架则将这个世界重新颠倒过来。福音带着强烈的末世论性质。福音不是关于在这个世界的生活如何变好的好消息。尽管福音包括这个世上的生活，但福音的重点是指向永生。在一个因罪而颠倒的今生，永生的好消息是透过翻转的方式——耶稣拯救我们的方式而显现出来的。十字架是我们相信的内容，也是我们相信的方式。十字架不仅是内容，也是形式，这种形式告诉我们世界尚未长成——上帝的创造之工尚未结束。当我 80 岁离开人世时，我的生命也还是不完整的。
那么，我如何展现出一个看不见的国度？我如何显示出人生真正的财富？通过贫穷。
我怎样显出复活的能力呢？通过受苦。我能承受痛苦。 我能付出是因为我拥有， 我见证的就是我所拥有的……
因此，基督徒通过十字架这种颠覆方式在这个世界上为基督作见证。我的生命、上帝的创造以及整个世界历史都未完工。十字架意味着你的盼望是在未来，而不是梦想现在就要实现。
在这段话中，王怡为教会与基督一同受苦的呼召赋予了一个宇宙的、末世论的维度。愿意并且准备走十字架的道路，是教会公开见证必要的特征。他甚至认为，如果教会不愿意打上受苦的记号，教会就无法参与基督的生命，也就否认了基督是主。
回想起朋霍费尔指出的诱惑许多基督徒的“廉价恩典”和宗教安慰，王怡认为走十字架之路对保持教会使命之纯洁很有必要。当你听到别人谈论他们对教会边缘化的担忧时，他们最常讨论的是什么？当然，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许多集中在圣经人类学（性行为、堕胎、安乐死等）和良心权利上。但也有很多人一直担心教会的免税资格和教产。一谈到教会的自由，许多人会马上想到教会的实物资产。
王怡认为，教会应该抗争，但他认为教会要为之抗争的不是许多美国人热衷保护的东西。
教会必须以死相争的，不是看得见的民事权利和法律地位，而是看不见的天国钥匙和福音的权能。教会不可放弃的、最重要的产业，不是会堂，不是存款；而是上帝所托付的 “奥秘事”，即主所赐下的圣道、圣职和圣礼。
王怡在这里并不是说基督徒不应该努力争取改善制度，寻求政治上的保护；他只是在说，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教会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上帝托付给教会是什么。尽管某些权利源自一个尊重和重视宗教的社会——特别是基督教的社会，但这些权利并不决定教会的性质。在王怡看来，面临反对时，教会应该愿意放弃其民事权利、法律地位、有形资产和金钱。但教会绝不能放弃教义、圣礼和圣职。
为教会提供政治保护有好几种途径，包括民主宪政，但王怡认为基督教民族主义不是解决办法。此外，我能想到的历史上曾有过的每一个 “基督教国家 ”，都曾在某个时期以某种方式逼迫过教会。如果我们不是基督教民族主义者，那么我们的门训就必须预备教会，为上帝真正托付给我们的东西计算代价，而不是争取那些我们认为教会成功所必需的各种保护。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教会必须愿意放弃民事权利，以维护其使命的纯洁。教会要有公共见证，就必须为教会的实质而战。王怡提醒我们，免税地位和教会建筑不是教会。要见证教会的真正本质，教会必须像她的主人耶稣那样，愿意放弃自己的一切权利。我猜想，一些美国教会害怕失去的东西正是朋霍费尔指出的那些掩盖着廉价恩典的装饰品而已。王怡指出，为了完善和洁净我们的忠信和爱，并确保教会明白做门徒的代价是昂贵的，我们必须舍弃这些东西。
王怡认为，十字架的道路是见证福音真理所必需的。如前所述，十字架的道路是护教之道。教会越受逼迫，就越能向世人见证基督的王权。王怡认为，这就是教会在逼迫中成长的原因。在被捕前的几个月里，王怡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在对自己的审判中发言，公开宣告自己的信仰。他希望在法庭上向法官、律师和官员传讲福音。
这么想的不只王怡一个。无数的中国牧者都曾分享过自己面对法庭审判和官员质询的经历，那是他们在世人面前见证真理、护教之际。他们认为，逼迫让他们向那些平日里不常接触的人——社会最高层和最底层的人——传福音。他们进监狱，就能向那些原本在监狱外最难接触的人，比如毒贩、妓女、瘾君子和小偷们广传福音，因为监狱里面这样的人很多。牧者们经常开玩笑说，他们入狱，监狱就有了监狱神职人员。教会不把自己看得比主人更重要，愿意走十字架道路时，护教就开始变得很像基督当年在地上的事工，向这个世界的掌权者和最卑微的人见证我们的信仰。
走十字架的道路并不仅仅是教会面对现行敌对行动时的公开见证。十字架的道路不只是在逼迫中的公开见证。中国家庭教会宣称，即使在和平繁荣时期，这也是教会的护教方式。即使是在注重权利、热爱和平、中产阶级的美国，教会仍然要与救主联合。基督徒的救主应许门徒，他们将在这个世界里为他受苦，这个应许理当成为我们公开见证的基础。
虽然王怡和朋霍费尔对世界的理解不同，但他们最终都得出同样的结论，教会的公开见证需要公开受苦。斯坦利·格伦茨（Stanley Grenz）和罗杰·奥尔森（Roger Olsen）描述了朋霍费尔的看法：“朋霍费尔说，我们必须‘喝完地上这苦杯’，因为只有这样，那十字架上复活的主才与我们同在。”他们继续说道：
基督徒参与这种受苦意味着在世上的日子里与上帝一同受苦。这种观念……是朋霍费尔思想的顶峰。他认为，生活在一个成熟世界里的基督徒必须对世界历史承担全部责任。最重要的是，分担上帝的苦难意味着像一个真正的门徒那样生活——服事世界，全然摆上，追随‘那一位为他人之人’的脚踪。因为“只有当教会为人类存在时，她才是真正的自己”。
同样，王怡认为，教会在一个成熟世界中的意义部分在于分担世界的苦难。教会的目标不是简单地揭示出人类在“玩泥巴”，然后置之不顾。教会要与世界一同受苦，为世界的福祉摆上自己。
2008年汶川大地震深深地影响了王怡和秋雨教会，这影响不仅是指自然灾害，还有大地震暴露出的腐败和贫困。2018 年 5 月，王怡被抓七个月前，他被拘留了二十四小时。这是当局为了阻止秋雨教会纪念汶川地震十周年而采取的行动。王怡于周六晚获释，周日上午，他的证道标题是“十字架的道路，殉道者的生命”。他在讲道中阐明了教会受苦的呼召，宣称：
五·一二汶川大地震是这个国家，特别是四川这个地区的一个我们共同承受的苦难。我们来这个地方,我们来分享, 我们来祷告。如果苦难不是一个过去式，苦难是一个还在延续的状态，那么纪念苦难就要用产生苦难的方式，所以神让我们以分担苦难的方式来纪念这一场苦难。
秋雨教会受苦的呼召，一部分是呼召他们认同成都这座城市的苦难。救赎并没有将上帝的子民从他们所在的环境中抽离出来；相反，救赎呼召他们与他们所在的城市一同受苦。
后面王怡又说道：“教会是今天世界的守望者。如果这个世界有罪恶， 教会却不指出来，教会就与他们的罪同罪了。教会也是今天这个世界的代求者。”对王怡来说， 走十字架的道路让教会能够看到、分担邻舍的苦难， 就像基督当年那样。
王怡并不是唯一有这种想法的家庭教会领袖。在同一主题的一篇堪称典范的讲道中，刘西蒙使用圣餐的意象来强调基督徒与基督的联合，并参与他的受苦。他用耶稣说过的“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来描述这种与基督的联合。基督徒以基督为食，吸取了主的 DNA，从而与主联合。然后，通过与主的联合，基督徒成为献给世界的祭品。当基督允许他的子民以他为食时，基督徒反过来也允许世界以他们为食。因此，对于一个自认已经长大成人的世界来说，教会的主要护教方式就是愿意将自己作为圣餐献给世界，让世界以自己为食。
刘西蒙写道：
当你喝下基督的宝血，你就拥有了基督的 DNA。你的 DNA 就带有十字架的 DNA，你就成为这个世界的盐和光……..他首先让我们以他为食，品尝主恩典的甘甜，然后他预备我们，通过我们被世界吞吃而成为世界的祝福。
在这里，苦难不是从一种私人化、个人化角度去理解的。教会在世上的公开见证不是自私地只考虑保护自己。相反，它是上帝子民服事这个世界的共同经历，世界以为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但实际上却是日薄西山。因为在世界之君王回归之前，这个世界不会长大。现在，它只是一个玩泥巴的孩子，渴望吞吃下一个漂亮的东西。在等待天国的到来、等待真正人性的启示时，教会要与主一起受苦，当教会为世界所吞吃时，教会就做出了最好的护教行动。
我问你：如果教会最好的公开见证是让自己被世界吞吃，那么我们今天在北美的公开见证是不是这样？教会在美国社会中正在被边缘化，以后也会是这样，我们是在准备被吞吃，与我们的主一起走十字架的道路？还是在努力巩固我们的权力、文化声誉和政治保护？
回顾教会历史，我深信最重要的护教时刻，那些改变文明结构的时刻，都发生在教会准备被世界吞吃之时。从斗兽场上的第一批殉道者，到圣帕特里克回到奴役他的人身边，到马丁路德的 “这就是我的立场”，到为中国摆上一切的宣教士们，到在伯明翰顶住消防龙头的黑人基督徒——所有这些例子都告诉我们，如果不首先了解教会的生命就是摆上自己的生命，基督徒就无法见证更伟大的实在。
当教会为了见证真理而集体受苦时，历史上最强有力的护教时刻就到来了，这苦难可能来自世界的逼迫，也可能是因为教会主动代表世界而摆上自己。正如今天的中国家庭教会所提醒我们的，教会公开见证的最重要因素是一个由信徒组成的团体，他们甘愿舍弃自己的生命，见证上帝在祂儿子身上向我们启示的一切。
作者：HANNAH NATION家庭教会神学中心(Center for House Church Theology)执行董事，中国伙伴（China Partnership）内容总监。她编辑出版了《旷野中的信仰：来自中国教会的劝勉之言》（Faith in the Wilderness: Words of Exhortation from the Chinese Church）和《信仰上的抗命》（Faithful Disobedience: Writings on Church and State from a Chinese House Church Movement）
本文始发于2023年12月7日Cardus刊物《评论》（Comment），题为《护教学上的中国一课》（Chinese Lessons in Apolog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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