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命之道”教会的介绍（基于AI的回答，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
- 背景与起源
“生命之道”教会的前身“全范围教会”由徐永泽创立于1968年，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1966-1976），所有教会活动被政府禁止，基督徒面临严重逼迫。徐永泽出生于1940年河南镇平县，来自第四代基督徒家庭。据记载，他年轻时曾有一次属灵经历，感受到神的呼召成为传道人。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始传福音，建立地下教会，反对政府控制的“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TSPM），坚持信仰的纯正性，追求“纯正福音”而非“信仰加政治”的妥协。
“全范围教会”以河南为中心，迅速发展为一个庞大的家庭教会网络。据一些西方资料估计，其成员人数在鼎盛时期可能达到数百万，甚至衍生团体总数高达2000万（Web ID: 0, 7, 10）。其名称“全范围”反映了其宣教异象，即将福音传播到中国全境乃至海外；而“生命之道”的名称则呼应约翰福音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强调基督作为生命源头的核心信仰。
1988年，“全范围教会”被中国政府列为“邪教”（xie jiao），此后一直受到打压（Web ID: 3, 9）。徐永泽本人多次被捕，1997年因“非法组织”罪名被判劳教，2000年获释后逃往美国，定居南加州，继续领导“回到耶路撒冷”（Back to Jerusalem, BTJ）运动（Web ID: 0, 8, 11）。尽管徐永泽离开中国，“生命之道”教会作为其属灵遗产的一部分，继续在中国家庭教会中发挥影响。
- 神学与实践特点
“生命之道”教会继承了“全范围教会”的神学传统，并在中国逼迫处境中发展出独特的实践模式：
“痛哭悔改”的神学实践：
“全范围教会”早期以“痛哭悔改”为标志，认为信徒在悔改时应大声哭泣，以此作为真心悔改和蒙神赦免的象征（Web ID: 3, 7, 9）。这一实践被称为“哭派”（Weepers），源于徐永泽的教导，强调信徒需为罪痛哭三天以表明真诚悔改（Web ID: 10）。然而，这一做法引起争议，被“三自”教会和其他家庭教会（如林献羔、袁相忱）批评为异端行为（Web ID: 7, 10）。近年来，“生命之道”教会已淡化这一教导，更多聚焦于福音的核心，即因信称义（罗马书5:1）。
以圣经为中心：
“生命之道”教会坚持圣经的最高权威，反对“三自”体系中的政治化讲道内容。通过家庭聚会和小组查经，信徒深入研读圣经，注重个人灵性成长和社区团契。这种模式与加尔文主义的“唯独圣经”原则（提摩太后书3:16）一致，强调信仰实践以圣道为中心。
受苦神学与殉道精神：
徐永泽在狱中曾表示：“逼迫是我与众圣徒在耶稣里的患难、忍耐和国度的同伴。”（Web ID: 8）这种受苦神学深刻影响了“生命之道”教会。信徒视逼迫为属灵争战的一部分（以弗所书6:12），通过为主受苦参与基督的救赎（腓立比书1:29）。例如，徐永泽在1997年被捕时被酷刑折磨，他将此经历比作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激励信徒在逼迫中持守信仰（Web ID: 11, 22）。
宣教异象：回到耶路撒冷：
“生命之道”教会继承了徐永泽的“回到耶路撒冷”异象，旨在差遣10万名宣教士，将福音从中国传到耶路撒冷，覆盖沿途的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地区（Web ID: 1, 2, 4, 8）。这一异象最早由1940年代的中国基督徒提出，1990年代由徐永泽复兴，成为“全范围教会”的核心使命。徐永泽在《回到耶路撒冷》一书中写道：“中国教会要将福音传到未得之民，完成大使命。”（Web ID: 2）这种普世宣教的异象展现了“生命之道”教会的全球视野。
高度组织化与培训：
“全范围教会”以其严密的组织结构著称，分为多层次网络，由徐永泽领导的核心团队协调全国活动（Web ID: 0）。教会注重培训，1985年以来培训了超过10万名传道人（Web ID: 8）。这种组织化模式延续到“生命之道”教会，通过家庭聚会和地下培训维持信仰传承。教会还赋予女性重要角色，许多女性成为传道人和小组领袖（Web ID: 0）。
隐秘性与成长性：
由于被政府列为“邪教”，教会活动高度隐秘，通常以小型聚会（5-15人）形式进行。2018年《新宗教事务条例》实施之后，政府加强监控，禁止多人聚会，甚至派遣人员渗透教会（Web ID: 18）。尽管如此，“生命之道”教会仍积极宣教植堂。
- 面临的挑战
“生命之道”教会作为“全范围教会”的延续，面临以下挑战：
政府逼迫：自1988年被列为“邪教”以来，“生命之道”教会一直受到打压。2018年之后，政府进一步收紧对家庭教会的控制，禁止多人聚会，鼓励举报非法宗教活动（Web ID: 18, 19）。教会可能被迫更加隐秘，甚至完全转为地下模式。
神学争议：早期“痛哭悔改”的教导被“三自”教会指控为“邪教”，甚至被比作大卫·考雷什的异端团体（Web ID: 3, 7, 10）。尽管近年来这一教导有所淡化，但仍需面对其他家庭教会对其正统性的质疑。
组织结构问题：徐永泽建立的高度组织化网络虽带来稳定，但也被批评为“权力集中”（Web ID: 0）。这种“金字塔”结构可能导致内部分裂，尤其是在徐永泽移居美国后，教会领导层的传承和协调面临挑战。
资源匮乏与沟通不足：家庭教会普遍缺乏资源，疫情后这一问题更为突出（Web ID: 4）。此外，家庭教会之间缺乏公开沟通渠道（Web ID: 5），可能限制“生命之道”教会与其他教会的合作。
宣教异象的实践难度：“回到耶路撒冷”异象虽具远见，但在中国的高压环境和资源限制下，差遣10万名宣教士的计划面临巨大挑战。教会需探索如何通过网络宣教或跨国合作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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